本文转自：解放日报
陆其国
上海职业指导所求职登记处
黄炎培 照片由作者提供
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知名人士，人们只要一提起他们的姓名，似乎总觉得带有某种标签。比如黄炎培，属于他的标签，除了民主人士这一身份，便是著名教育家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所谓标签，即是人们对其在某项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褒奖。具体到黄炎培，便是对他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褒奖。尤其是他在上海开创的中华职业教育（以下简称职教），在中国家喻户晓。“用教育的方法，使人人依其个性，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，同时，尽其对群（人民大众）的义务，名曰职业教育。”——这就是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定义。
■陆其国
教育乃救国思想的核心
黄炎培，字任之，1878年10月，出生于今上海川沙。黄炎培的父亲是家塾老师，黄炎培7岁随母识字，8岁随叔父读私塾，22岁考取秀才，两年后考入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前身）特班，选读外交科。他晚年在《八十年来》一书中回忆道：“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，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。”现在得以“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，这是我（人）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”。特班共有学生42人，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叔同、章士钊、邵力子、汤尔和等。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。蔡元培给学生布置每天应读的文史哲等书，还要求他们写札记，他亲自阅批。除此之外，蔡元培还常找学生谈话，让他们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的看法，以培养他们的爱国思想。
第二年，黄炎培应江南乡试，中举人。这一年南洋公学特班解散，黄炎培回到家乡川沙，迈出了他与教育相伴交集的人生第一步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这年冬天，与同怀“教育救国”信仰的朋友一起前往南京，呈准两江总督张之洞，又得到家乡商人杨斯盛的资助，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。黄炎培被聘为校长，但他不拿薪水，纯尽义务。他终生不渝从事教育事业自此始。而“兴教育，办学堂”，成为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。
翌年，黄炎培又与堂兄洪培创办开群女学，并在该校授课，创新教学法。黄炎培在开创教育事业上显露出的才干，深得杨斯盛激赏，后者因此请他出山，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，并担任校长。黄炎培晚年回忆道，那时为“唤醒民众”，每到规定时间，就有部分师生“各肩小黑板，分向附近各村落，招集男女老幼，从识字中间讲到国家情况、国民责任，教得六里桥一带人民兴奋起来”。早期中共领导人张闻天、历史学家范文澜、会计专家潘序伦都毕业于浦东中学。
1905年，经蔡元培介绍，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。从此，黄炎培进一步将爱国与教育联系在了一起。
1911年9月，辛亥革命前夕，黄炎培莅任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。民国建立后，他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。黄炎培在职场几经腾挪，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工作。在教育司司长任上，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个严重现象，即不少学生毕业后，“往往不能用之于实际工作，如学过算术的，但不能识别权衡；学过植物学的，但不识庭前的花草和室内的家俱（具）为何花何木”。（见许汉三编《黄炎培年谱》。以下简称《年谱》）正是这一现象，直接促成了黄炎培随后的开创性事业——职业教育模式的开启。
与爱迪生相会
一旦决定投身这项名山事业，实地了解中国教育现状，是必不可少的功课。为此，黄炎培于1914年辞去江苏教育署之职，然后以《申报》旅行记者的身份，对安徽、江西、浙江三省教育状况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辛勤考察。这年5月28日抵达上海后，黄炎培作了总结，提出应予注意和改正的几个方面：“（一）各地中等学校，其教材类有过多之病，于脑力上既患用之过度，于知识上尤患食而不化。（二）中等以下学校教员，往往误认彼之职务以在授课时间为限，故授课以外，不尽肯有所致力。此层实为实施训练之一大障碍。（三）一般学校通行之教育法，多系注入式，求能用启发式者绝少。”这可是100多年前黄炎培所作的考察总结，即使放在今天，依然不乏启迪意义。
经短暂休整后，黄炎培又启程赴山东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考察教育。他在天津拜访了近代著名教育家、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先生，后者的教育实践，给了黄炎培很大启发。其间黄炎培还参观了一所私立普育学校。该校设有职业专修科，学制一年，传授缝纫及织毛巾等技能，产品多为商店定制。这也给“学以致用”作出了最好的诠释。
1915年初，黄炎培发表《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》一文，这里的实用主义，即是他主张学生在校所学之知识，应注重其离校后的应用。这也可以说是他有关职业教育思想的雏形。
此后，黄炎培把目光瞄向了世界。正好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，黄炎培受邀参加。这年4月9日，实业团从上海登轮启程。6月8日，黄炎培在纽约见到了美国科学家、发明家爱迪生。知道黄炎培来自上海后，爱迪生当即拿出他制造的收录两用播音机，请黄炎培对着它说上一段上海方言。黄炎培便用上海话说：“中国是东方大国。美国是西方大国，愿两国用和平手段，同心同德，互相帮助，走上幸福的道路，并祝安（爱）迪生大科学家长寿。”黄炎培说罢，爱迪生当场播放，当黄炎培刚才说的那段上海方言，从播音机传出来时，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好奇。
黄炎培此行，敏锐地关注到“美国教育当时注意研究职工教育问题，即如何以补习方法，增进工人于其所从事之职业的知识和能力，以提高其工作的效率。工厂中有设置‘效能工程师’者，即专门负责调查职工之能力是否能胜任其所负的工作，如不相当，即令其从事补习，以提高其技术和知识”（《年谱》）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学生毕业后要学以致用。
1916年1月3日，已结束赴美考察回国的黄炎培，在松江作演讲时，具体阐述所谓“职业教育”，“一宜注意其普遍性，如男宜木工，女宜缝纫；二宜注意其特殊性，即根据一个地方之土宜特产而定职业之种类，如四鳃鲈乃松江特产，即可以之制罐头”。黄炎培在进行技术指导的同时，分明也道出了职业教育应以经济为中心、以教育为手段的思想。可见此时黄炎培心目中，关于职业教育的架构，已更趋成熟。
这年夏天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黄炎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药店当学徒，结果该学徒嫌每天搬货物和清洗便壶、便桶太累太脏，不想干了。黄炎培知道后，写信告诫他，“除是世上无便壶便桶，否则谁是应该倒者？彼挑粪倒便壶者难道不是人，何以他该倒，我不该倒？日日讲平等，如此存心，尚算平等耶？”黄炎培也是由此想到，从而主张“学校训练学生其标准不仅使安于现在的境遇而已，率将使之降心下气……非养成此等精神，必不适于习业”。就在这年岁末，黄炎培向沪海道道尹徐元诰建议，应大力提倡职业教育，如设立职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，在普通中学设职业科等等。
职业无贵贱之分
1917年5月6日，黄炎培终于有了行动——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，并在《教育杂志》九卷七期上发布成立宣言和章程。宣言称，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者失业、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。蔡元培、马相伯、张元济、严修等48人在宣言上签名。章程则提示，中华职教社之目的在于（甲）推广职业教育，（乙）改良职业教育，（丙）改良普通教育，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。其宗旨有三：一为个人谋生之准备；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；三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。后来黄炎培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两句话：“使无业者有业，使有业者乐业。”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、提倡、试验、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组织，黄炎培被推举为办事部主任，主持社务。当年10月，黄炎培创办《教育与职业》月刊。嗣后，黄炎培一系列极有见地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文章，发表在这本杂志上。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年时，为使职业教育有个试验点，黄炎培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。课程设有机械、家具、纽扣、珐琅四科。中华职业学校以教育质量高、收费低蜚声上海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当年即因家庭不富裕而考入该职校。上海留法俭学会组织的“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”，也附设于中华职业学校内。中华职业教育社还附设有中华职业指导所，该所与上海工商界多有联系，所以能及时了解用人信息，这也为职校毕业生中无力自谋职业和失业青年，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。当年曾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蔡轶伦，晚年时回忆道，他当年来自农村，家境贫寒，因此选择考中华职校商科，毕业后，即由中华职业指导所介绍到当时的上海三星棉铁厂门市部工作。
1926年，黄炎培发现苏浙和直奉两场军阀大战，严重破坏了职业教育现状。他审时度势，提出尽快解决下列四个问题，应成为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：一，灾民职业教育；二，伤兵职业教育；三，裁兵后之职业教育；四，清室旗人职业教育。灾民、伤兵、裁兵，都是军阀大战后出现的问题。最后一项是针对溥仪被逐出宫后，清室优待条件亦将修改。旗人不熟悉生计，导致旗籍贫民无以为生。这些都是职业教育要想到和要解决的。在黄炎培看来，职业教育的目的，就是要“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”。这一年，他还撰文《诸君须知》，强调“受教育须以其所学用于社会，造福人群为贵”“职业无贵贱之分，苟有益于人群，皆是无上上品”。他又说：“任何职业，必须积小为大，先轻后重。凡今日不屑服务微末之业者，即他日微末之务而不可得者。”这些话语既是提醒，也是告诫，看似浅显，但细细回味，堪可令人深长思之。
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
黄炎培职教事业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。因有悖“学而优则仕”之惯例，招来封建卫道者的谩骂。办校成功后在资金上的运转，就曾有过危机。当时有人建议黄炎培，发行学校公债，届时定期还本付息。黄炎培采纳了这一建议。但发行学校公债，债券必须有信用卓著的人署名负责，否则无人敢接收。黄炎培就想到了职校经济校董、也是极具声誉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。宋汉章爱惜羽毛，提出要亲自到校查一下账，如学校账目清楚，他才会出手相助。黄炎培主持下的学校账目当然没有问题，就这样，一度出现的学校“经济危机”，终于安然度过。
1927年，当黄炎培开启职业教育又一个十年时，他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这一新概念。所谓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，就是除了办教育，还得参加政治活动；办教育也必须大力“整饬内部，使学校效率日进，努力与劳动界联络，授以相当的知识，以谋改善其生活；努力改进农村事业，使成教育化，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基础”。诚如有学者指出的，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概念的提出，标志着黄炎培的视野，已走出了狭隘的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范畴，开始从“教育救国”的理念，悟彻到“专守教育岗位，不足以救国”的全新境界。唯其如此，“大职业教育主义”的提出，得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同仁的支持，并立刻组织起“农村教育研究会”，以自办、合办、代办农村教育和乡村改进事业的多种形式，培养农村亟需的服务人才。
1929年10月，浙江省举行西湖博览会。中华职业教育社躬逢其盛，参加了产品展出，黄炎培应邀出席。有理由相信，置身西湖博览会，尤其是看到中华职教社的参展品，黄炎培应该会百感交集。但他首先想到的，一定不会是过往的成绩，而是责任和使命。他很清楚，前行仍然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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